１８年的时间，足以让许多人、许多事，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。
可有一个人，在离开岗位１８年之后，当地的群众还常常想念他。
他叫王伯祥，１９８６年５月至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，任第１５任山东省寿光县县委书记。
任上五年半，他巧思苦干，带领干部群众，把曾经大白菜成灾的寿光变成“中国蔬菜之都”，把穷呵呵的寿光汉变成了万元户。
今天，不管哪个村庄，只要听说“伯祥书记”来了，认识的，不认识的，村民们都想和他唠上两句，有的只是为了握个手、递支烟。
用寿光人的话说，日子会流走，但那个坐在炕头、蹲在地头，一头钻进大棚里、一脚踩进北大洼泥泞里，把父老乡亲捧上手心子里、暖在心窝子里的“伯祥书记”，他们会记一辈子。
市场经济的嫩芽在这里抽出
１９８６年，王伯祥接任寿光县委书记。新老交接，老书记李汉三握着王伯祥的手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要撑起寿光这个家！”
王伯祥三夜未眠：这个百万人的“家”，我撑得起来吗？
第三天拂晓，这个寿北盐碱地长大的汉子，终于备好了实打实的“三把火”：南抓菜、粮、果，北抓盐、棉、虾，始终不懈抓企业。标准只有一个：老百姓有饭吃、有钱花。
王伯祥在大会上表态：“这‘三把火’绝不是炫耀之火，装样之火，讨好领导、糊弄百姓之火。我想使它成为除穷之火、富裕之火、希望之火。我们要用这‘三把火’，烧出寿光美好的明天！”
回到家里，他继续琢磨：“当前，最先要抓的是蔬菜。”
闻听此言，妻子侯爱英一下子搁不住劲儿了：“我们娘儿几个吃大白菜事倒小，如果全县落到那步田地，你这当书记的负不起责任哪！”
那是１９８３年，全县种大白菜。当一车车大白菜在深秋中排成长龙时，人们傻眼了——一个小小的寿光，怎么消化得了啊！粗粗一算，全县烂掉白菜２５００万公斤。下班路上，心中不忍的王伯祥，从一位正在流泪的老大爷那里买了一整车白菜。
这年，一家人吃了一冬天白菜。
菜这东西，卖得了是钱，卖不了不如一堆草。王伯祥知道，白菜悲剧的根源，在于没有市场。
寿光南部地肥水沃，种菜历史源远流长。清康熙年间，寿光蔬菜已有４０个品种，其中３０个延续至今。即使在“以粮为纲”“割尾巴”的年代，就算偷偷摸摸，寿光人也从没丢掉老本行。
从那个冬天开始，王伯祥的算盘再没闲过：全县要吃菜不说，寿光北边还有“阔邻居”——胜利油田的３０万员工，济南、北京、上海……大城市的人哪天离得了蔬菜，不然，“菜篮子”工程怎么会摆上国家领导人的会议桌？
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菜农再也经不住折腾了，要干，就得稳扎稳打！
一场县领导参加的“论证会”很快举行，意见迅速统一：发展蔬菜，关键在于培育市场，牵住了这个牛鼻子，菜地的银子想怎么捡，就怎么捡。
那可是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的１９８６年。“市场”？那么陌生，那么敏感，甚至有点让人胆战心惊。
千槌打锣，一锤定音。众人的目光，齐刷刷投到王伯祥身上。
王伯祥猛地站起身，一捻烟屁股：“乌纱算什么？百姓最重要！真有什么政治责任，我一人承担！”
年底，一纸《关于培育和完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的意见》发往全县。
市场经济的幼苗，在寿光这片土地上抽出第一尖嫩芽。
建它个中国最大的“菜园子”
寿光县城西南，曾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小蔬菜市场。不幸的是，这个“小不点儿”，后因修路被挤掉。在时任县委副书记王伯祥的支持下，１９８４年８月，一个占地２０亩的蔬菜批发市场在九巷村建成，当年成交蔬菜１．５亿公斤，交易额５５００多万元。
１９８６年７月的一天，九巷蔬菜市场人山人海，车辆满满当当，想进进不去，想出出不来，怨声一片：２０亩地的小小市场，怎么盛得了一万人啊。
望着脸上写满无奈的卖主买主们，一股豪气在王伯祥胸中升腾：九巷啊，我们要把你建成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市场，用你撬动寿光。
在王伯祥带领下，全县近万名干部职工齐上阵，硬化地面，铺设管道，搭建交易大棚，招收记账员、服务员、经纪人……扩建后的九巷蔬菜市场占地１５０亩，终日车水马龙。１９８７年，实现蔬菜销售２．５亿公斤，交易额１．５亿元。１９９１年，这个市场再扩至６００亩。
市场发达了，与外界的沟通又成了问题。那时候，一个村顶多有一部“摇把子”电话，往外县、外市、外省打长途，一个电话要等半天、一天、甚至几天。马店乡几个青年在北京、上海见过一种不用摇的电话，按数字转上几圈就能拨通。
有这样的电话，寿光将如虎添翼！几个人找到了王伯祥。
那个年代，程控电话定量供应，属于有钱买不到的“烧饼”。这年全省共有５套交换机指标，寿光打上去的报告排第六。
怎么办？寿光不能等啊！
王伯祥一次次跑省城，一次次提申请，指标最终拿到，第一部程控电话就安在九巷……
习惯超前思维的王伯祥，很快开始了新的思考：怎样让寿光既没有卖不出去的菜，也没有买不到的菜，让全国帮寿光发展蔬菜生产呢？
国营商业、蔬菜销售协调委员会、运销联合体、县境外的客户……王伯祥叫上办公室副主任、“小秀才”武恒祥，一起到孙集镇验证自己的思路。路上，“小秀才”补充一条：搞蔬菜保鲜加工。
“那，咱就在这五条渠道上做文章。”
“就叫‘五渠通天下’！”两人相视大笑。
两天后，“五渠通天下，四海集一市”的对联挂上了九巷市场入口处的牌坊。
为确保蔬菜流通，王伯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发出了“三个百分之七十”的号召：每个部门、每个单位，要拿出百分之七十的人力、百分之七十的时间，每个人拿出百分之七十的精力，参与蔬菜大流通。王伯祥亲自召开乡镇党委书记和县直部门主要责任人会议。
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大家利用各种关系，先后与２０多个省区市２００多个大中城市的８５０多个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，建立了稳定的销售关系。一年内，全县涌现个体户、联合体１０万多个。
王伯祥率先垂范，带领商业、供销人员多次进京，与北京市８个区的蔬菜公司和５个蔬菜批发市场建立了稳定的业务联系。北京和寿光之间开辟绿色通道，确保寿光菜无障碍进京。
“晚上在寿光的菜园子，早上进北京人的菜篮子，中午上北京人的菜盘子。”熟悉这行的人，都知道这句顺口溜儿。
一个四通八达的蔬菜购销网络初步形成。东北的土豆，甘肃的洋葱，江浙的莲藕，江南的黄瓜、辣椒，苍山的蒜薹，安丘的生姜……寿光人可以把菜卖到全国各地，全国各地的人也以到寿光来卖菜。
寿光，真个成了中国最大的“菜园子”“菜篮子”。
寿光人幽默地说，本想当个北方老大，一不小心，成了全国第一。
１９９０年初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寿光考察后，对王伯祥说：“希望你们把这项技术向全国推广，解决全国冬季吃菜的难题。”
有人担心，一旦把技术传出去，寿光的大棚菜就会成为没人要的白菜帮子、玉米叶子。寿光人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腰包，很快就会瘪下去。
王伯祥心中猛醒：思想狭隘，意识守旧，才真的可怕，是寿光最大的敌人。
“这几年，咱们得出的一个经验是：菜多市场大，市大通天下。如果不把大棚菜扩大到全国各地，不把市场扩大成买全国、卖全国的集散地，才真的要丢掉钱袋子，就算保住了，也不过是个小袋袋。”王伯祥苦口婆心。
为统一认识，县委县政府专门下发文件：凡来取经的，全面参观，认真传授；应邀讲课的，讲深讲透，有问必答；技术员要多少派多少，并且派最好的去。
点燃寿光的火种，以燎原之势撒向全国。
如今，寿光县每年都有３０００多名技术员，活跃在全国２６个省区市的田间地头。全国各地到三元朱村参观学习的累计达９０万人次，最多的一天高达３０００多人。
“保护市场，就是保护寿光人的命根子。”
当县委书记五年半的时间里，王伯祥每天上班第一件事，是看蔬菜市场送来的报表，数量、品种、价格、交易量一应俱全。在王伯祥眼里，这是菜农喜忧的“晴雨表”，群众诙谐地说，这是王伯祥的“天天读”。
“＋”多，表明蔬菜上市量多，交易额大，价格好，群众满意，他高兴；“－”多，表明上市量少，交易额小，价格差，群众撅嘴，他寝食不安。
一部“天天读”，使王伯祥时刻紧贴着市场的脉搏。
有一天，“＋”“－”的变化有点反常，成交量和价格出人意料地下滑。王伯祥眉头紧锁，叫来市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孙玉祥询问情况。
原来，随着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变大变强，暗流开始出现：不轨人员暗中联手、欺行霸市，小偷小盗制造混乱、浑水摸鱼，一些中介缺斤短两、掺杂使假，有的甚至大打出手、殴伤菜农客商……
王伯祥怒不可遏：“非下猛药杀杀这些菜虫子不可！”
专题工作会议迅速召开，王伯祥字字恳切：“寿光人脱贫致富的希望就在这个市场上，保护市场，就是保护寿光人的命根子。”
经过半个月的治理整顿，市场秩序迅速好转，蔬菜交易一如既往。
举一反三，王伯祥经常告诫干部：“我们自己的种种疾患，同‘菜虫子’一样，都是市场的大敌。哪怕服务态度的好坏，也是同人民群众有无感情、感情深浅的试金石。我们一定要心和菜农一起跳，血和菜农一起流。”
此后，王伯祥一有时间就来到市场，找客户谈心，和菜农拉家常，深入了解情况。群众习惯了有事直接找“伯祥书记”，王伯祥也习惯了对群众说：“我就是县委书记王伯祥。”
言下之意：我是县委书记，应该承担责任，能够解决问题。
随着全县“十纵十横”道路建设完成，不但通往九巷的车辆络绎不绝，连蔬菜产区的路边、村头，三四十人不等的小型蔬菜批发市场，也如雨后的小蘑菇般，一个个冒了出来。客户要什么菜，大喇叭上一吆喝，菜农就到棚里摘……
市场，以其独特的规律，在现实中变幻出美丽的色彩。
渐渐地，大市场感受到了小市场的影响，一些乡村开始试图取缔小市场，以此为营生的“二道贩子”们一下子急了眼。几个“二道贩子”直接找上“伯祥书记”。
王伯祥二话没说，拉上来人钻进小汽车：“走，先看看去！”
上午实地调查，下午县委开会研究。第二天一早，县委决定公布：小市场不但要保留，还要继续发展，要像爱护、支持大市场一样，爱护、支持小市场。
菜农、客户无不叫好，几个“二道贩子”更是到处“炫耀”：“俺本来抱着豁出去的心理去找伯祥书记的，没想到不光遂了心愿，还坐了书记的小轿车，伯祥书记不小看咱老百姓！”
冬暖式蔬菜大棚：一根黄瓜带来的改变
夏天是草，冬天是宝。虽已种菜千年，但一到冬天，寿光人吃菜仍只能靠贮藏。
铁律真的无法打破吗？
改变，缘自一根黄瓜。
１９８８年腊月廿八下午，准备下乡的王伯祥刚要动身，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闯了进来。
“我给您带来一样东西。”王乐义从背后拿出一根顶花带刺的鲜黄瓜。
“哪来的这玩意儿？”王伯祥一惊。
“东北的！”王乐义一个做蔬菜生意的堂弟打听到，大连瓦房店市瓦房村一位叫韩永山的师傅，冬天不生炉子就能种出黄瓜来。
种黄瓜不用生炉子！王伯祥眼里一下子放出了亮光：“这不是黄瓜，是黄金呀！东北能种，咱们也能种！”
寿光传统蔬菜大棚主要靠生炉子保温。一个大棚按５吨算，全县８万个大棚一冬天至少烧４０万吨煤。成本太高不说，还污染环境，不划算。
“把韩永山请到寿光怎样？”王伯祥和王乐义商量。
“我试试吧。人家不来，咱也不能绳捆索绑啊！”
“不是试，是必须！让他尽管开条件，一切由县里兜着。他一来，价值就大了去了。”
“那，他就是一座山，我也搬来！”
１９８９年５月，王乐义果然把韩永山请到了三元朱村。王伯祥立马赶来：“从今往后，三元朱就是你的家，寿光就是你的家！”
韩永山，这个从来没被如此看重过的东北汉子，当场红了眼圈。
听说搞不生炉子的过冬大棚，大伙儿说啥也不相信。任凭韩永山再怎么保证，就是没人接茬。一个大棚六七千元，在当时的农民眼里，可是天文数字呐。
关键时刻，王伯祥和镇委书记李培吉前来打气。
“不就是几万块钱吗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！”王伯祥向王乐义面授机宜，“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党员和干部。”
“挣了钱是村民的，赔了钱是镇里的。镇里还不起，还有王书记，还有县委，你甩开膀子干好了。”李培吉当场拍胸脯。
两天以后，王乐义的电话来了：１７名党员报名，一人一个大棚。
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０日，１７座新式大棚出现在齐鲁大地上。眨眼间，大棚里钻出了绿芽芽……
腊月二十五，三元朱村的田野里响起了鞭炮声——黄瓜开摘了。
水嫩嫩的鲜黄瓜运来时，寿光县城沸腾起来。５元，８元，１０元，１２元……价格一路飙升。
这下子，菜农们不需再做任何思想工作，没建的争着建，建了的上新棚……
可就在这时，难捱想家之苦的韩永山产生了归去的念头。
为了解决韩永山的待遇问题，县委专门召开常委会。会议结果出乎意料：奖励韩永山现金８万元，１２０平方米住房一套，配备专用北京吉普车一辆，全家四口户口迁到寿光并“农转非”。
寿光一下子炸了锅。
要知道，那时，一个干部年收入不过几千元，县委书记、县长都住平房，好多干部职工一家老小挤住一间小房子。况且，奖给韩永山的，还是全县第一批商品房中最好的一套。
县里局长、乡镇党委书记下乡进城，都是骑自行车，县委书记、县长的车都十分破旧。韩永山的北京吉普不但崭新，连车号都是一号。韩永山老婆孩子一家四口不但“农转非”，女儿还安排了工作。这可是极高的待遇啊，远的不说，王伯祥的妻子自己还是农业户口呢。
王伯祥特意嘱咐工作人员：“只要韩师傅来找我，不管我多么忙，就是我正在开会，正在讲话，也要先接待他。”
在寿光四年，韩永山坐着那辆北京吉普，穿梭在全县２２个乡镇、６４０个村庄之间，平均每天跑四百多里路。大棚出现技术问题，他随叫随到：“伯祥书记这么高看咱，咱得对得起人家！”
１９９３年夏秋之交，疲累的韩永山倒下后再没爬起来：他已肝癌晚期。得知消息，已调任潍坊市副市长的王伯祥很快赶到医院，两双大手握在一起。
一个说：“谢谢您来看我，我终生不忘的好书记，好兄长……”
一个说：“您是为寿光的大棚累病的。您一定撑得住，病好了到我家过年。”
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８日，细雪飘落中，４２岁的韩永山化作寿光一座永远不倒的大山。
伴随三元朱村的成功，全县推广冬暖式大棚提上日程。
１９９０年腊月二十五，各乡镇数字汇集上来，王伯祥眉开眼笑：全县将建大棚５８２８个。他郑重向全县宣告，寿光县“小康”的路子就从大棚起步，“穷寿光”的历史能不能改写，在此一举！
以最快的速度，韩永山的大棚种植技术在全县农村普及。
１９９１年，冬暖式大棚、弓棚菜、露地菜，覆盖了寿光南部半壁江山。曾经温饱不保的２０万户寿光农民，户均收入达两万多元，全县城乡储蓄余额超过６０亿元。
……
寿光人说，没有他，没有当初他打下的好基础，寿光不会有今天。
他却说，为官一任，只为“人民至上”，别无他求。（记者 魏武）